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周东华
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研究生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越来越多的注意。本文拟就批评“现代化范式”的部分意见作一番探讨，意在澄清某些误解和有意无意的混淆。
一
美国学者德里克1995年率先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的问题。他称之为后革命时代的“范式危机（crisis of paradigm）”。[1] 1996年，罗荣渠先生发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有关近百年中国大变革的一些理论问题》一文，就德里克提出的问题发表了看法，认为“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新进展就是在‘革命’的传统范式之外出现了‘现代化’这个新范式。现在还谈不上这个新范式已经取代了传统范式，只能说是出现了两种范式并存的局面，目前主导范式仍然是革命史范式。因此，在中国大陆学术界还谈不上抛弃革命的‘范式危机’。”[2]
2000年第5期《天津社会科学》发表了冯钢的笔谈《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3]，从如何抑制“边缘化”和“衰败化”、如何把握“生产方式”的本质和生产力的内涵等角度，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现代化范式”提出了质疑。
2001年第2期《近代史研究》发表了吴剑杰先生《关于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若干思考》一文。针对冯林先生主编的两卷本《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一书提出质疑，宣称“并不反对从近代化或现代化的角度分析、考察中国近一百年来的历史。……作者未敢苟同者，是以‘现代化’作为更主要的视角来建构近代史研究‘新范式’的理论框架，从而将近百年中国历史概括为‘一场现代化史’，用以取代所谓‘旧范式’及其基本认识。”总之，“不认为有用‘新范式’代替‘旧范式’的必要”。[4]
2001年第4期《新华文摘》转发李文海先生原刊于2000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的文章《告别二十世纪的历史思考》。文章强调“革命是二十世纪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至少，二十世纪的前一半，革命成为中国历史的最主要内容。如果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那么，革命对于二十世纪历史的影响就更加重要了。”[5]
综上所述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中国近代史（包括现当代史）研究领域“目前主导范式仍然是革命史范式”（罗荣渠先生语）；也可以看出：确实存在着一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式”问题。
二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革命史范式”在20世纪20-30年代产生，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而逐渐取得统治地位。30年代前后，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近现代社会变迁的史学著作已经成批涌现。其共同特点是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置于史学研究的中心，看作近代以来一系列变革、奋斗与探索的继续，看作中国现代化经历一系列曲折失败以后道路选择的结果。放在中国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大框架中看，这些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主题的研究，其历史地位是不可磨灭的。对此，林被甸、董正华在《现代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一文中，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分析，在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指出了其中一些著作存在的明显失误和不足。简要地说，在近代中国，除了一系列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革命战争或运动外，还有清王朝自救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新政，不能简单地斥之为“保守”、“反动”、“改良主义”而予以否定。对于民初和后来的收回利权运动，30年代的经济建设成就，等等，也不能因为当时的统治者背叛民主革命而予以抹杀。此外，如民间社会精英发展民族经济，振兴实业的一系列举措，还有文化精英学习西方，追求中国发展的一系列运动或事件，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多彩的社会变化，这些都应成为近代史研究的范畴。而长时期以来，近代史著述却不能包容这些内容，这就需要新的、更能反映近代以来中国复杂历史过程的研究范式。这个新范式现在被称为“现代化范式”。
在此问题上，我们认为胡绳、刘大年两位史学前辈表现了可贵的态度。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版序言》中说：“考虑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史的意见，……我认为是可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几代中国人为实现现代化作过些什么努力，经历过怎样的过程，遇到过什么艰难，有过什么分歧、什么争论都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题目。以此为主题来叙述中国近代历史显然很有意义。”[6] 刘大年先生在1997年的文章中也把现代化（他统称之为“近代化”）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之一。[7]
我们认为，现在需要首先予以讨论的，还不是“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的关系，而是何谓“现代化范式”？因为我们发现，确实有不少现代化研究的反对者或拥护者迄今仍将“现代化”的分析范式当作本世纪50年代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的专利品，把“现代化理论”固定在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和“现代”两分的水平，而对10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现代化问题的辛勤劳动与成果，从根本上予以排斥或忽视。
稍微留心一下近年来国内出版的现代化研究论著不难看出：以罗荣渠先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学者，在研究和批判西方各种现代化论、反现代化论的基础上，已经大体形成了有中国人自己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研究方法论框架。从“范式“的角度看，“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定位。”“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8]
罗先生这两段话，既给出了“现代化范式”的内涵，又说明了“现代化范式”必须解决的任务，表明了“现代化范式”的研究价值。简单地说，它“进一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和跨学科的研究，拓宽了史学家的视野和研究领域，有利于对纷繁复杂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进行多方位、多视角而不是单线式的思考。”[9]
对于近代中国自1840年以来的150余年历史的发展趋向，罗荣渠先生用“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这“四大趋向”来表示。“衰败化”指“国家政治权威的衰落与立国的阶级基础农业和农村的衰败。”与内部衰败化相连的是外部力量不断导致中国的“半边缘化”。
罗荣渠先生认为：“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制瓦解，中国仍保有主权与独立，但逐步沦为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位。这一趋势称之为半边缘化。”半边缘化与半殖民地化有高度重合的地方，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治侵略与经济掠夺，等等。不同之处是半边缘化突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整体性，中国是以沦为半殖民地的形式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的。正是由于半边缘化的趋势，才使清王朝的内部衰败化没有走向另一次的王朝循环，从而迫使近代中国寻求新的发展方向。
面对内部衰败化和半边缘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要改变这种趋向，遏制这种趋向的方法有两种：激进的革命的手段和温和的自救运动。
“革命”是长时期间近现代史研究的重点，这就不需要多花笔墨了，但必须指出的是，“现代化范式”丝毫没有贬低革命的意义，更不是要忽略对革命的研究。对衰败化和半边缘化的真正遏制，是靠革命完成的。革命还有充当现代化加速器的重要作用。从现代世界的总体发展趋势来看，以工业化为中心，以中华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中国现代化，是近代中国发展的最高要求，也是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致力于改革（和平手段的自上而下的变革，但并不排除流血牺牲）与革命的目的所在。探求解决现代化问题的手段，应当包括革命（失败的和成功的革命）和改革（失败的和成功的改革）两种基本手段。
就近代中国现代化探索的最一般内容而言：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对现代化的尝试之门：前期的军事现代化努力和后期的经济现代化尝试及为现代化进行而培养的技术工人，翻译人才等，使得文化层面的现代化也由此启动，应该说成绩还算不错，但是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打断了这种现代化尝试，从而出现现代化的第一次断裂。甲午战败使中国的现代化者看到仅从器物层面进行现代化是不够的，关键在于体制的现代化。于是又有了戊戌变法及晚清新政这两次政治上的现代化尝试，前者被清政府上层顽固派扼杀，后者也为满清亲贵出于私利一再延误所断送。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体制，在政治层面从形式上完成了政治现代化的模式转变。但是，这次政治层面的模式转变并没有真正完成，从而使得1911－1949年间，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被凸显出来，而这个任务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完成。基于这一时期现代化的首要前提没有实现，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又造成了人们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普遍怀疑，同时世界上又出现了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并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样，中国的现代化也就表现为各种形式：既有国民党在城市的仿效德国保守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又有共产党领导下的部分苏区的仿效苏俄的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新民主主义现代化模式；又有一些知识精英在各地进行的地方自治的现代化尝试；还有经济层面的实业现代化的小高潮以及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思潮大论战等。
这样，为了自救、自强，中国社会各阶级都进行了不懈的现代化尝试，可以说“中国几乎对西方出现过的各种现代化模式都进行过快速的试选择”[10]，“经历了三次大的模式转换，出现了三次现代化的局部断裂。”这三次模式转换，一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在君主制下自上而下的渐进改良型的现代化进入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时期，20年代开始的国民党统治下仿效德国保守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二是以1949年革命为标志，由资本主义模式转变为社会主义模式，开始了仿效苏联模式的激进型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是以1979年改革为标志，开始从封闭式的现代化路线向开放式现代化路线重大转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1]这都表明近代中国百余年中，现代化体现出丰富的内涵，表现出了多元性和多线性。
以上是罗荣渠先生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演进的“四大趋向”的基本内容，它既不同于传统的阶级斗争史观指导下的“一点论”，也不同于认为近代中国既有“沉沦”又有“上升”的“两种趋势说”（“两点论”）。罗先生还进一步指出了近代中国演化的“四大趋向”，又是由近代中国的“三大矛盾”决定的，这“三大矛盾”是：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中国古老的小农与手工业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农耕文明的矛盾。三对基本矛盾的提出，体现了罗荣渠先生把中国近代史纳入世界近现代史考虑的眼光：近代中国的发展处于以大工业生产力为推动力的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展并把所有国家和地区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也是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大潮推动下不断求变求新、追求自身现代化的过程.
三
近代史研究两种范式都不可避免涉及到生产方式，阶级斗争，革命这三个内容，而这三者又是传统范式解释的主要内容。“现代化范式”也谈生产方式，认为生产方式有先进落后之分。但是，关于生产方式之间是如何演进的，强调的是以生产力为中心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图式”而非“单线图式”。在“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的基础上，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而生产力则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革命”只是现代化的一个手段、现代化进程的组成部分。判断一切历史事件、历史任务的终极标准，必须看他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象曾经被发动者总结为“政治大革命”的“文革”和陈伯达鼓吹的所谓“史学革命”，就不是有利于生产力而是破坏生产力的人为制造的“革命”。这样的“革命”，当然是不要为好。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文章开始提到的对现代化研究的批评或质疑了。
冯钢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中指责“在一元多线论的‘现代化范式’中，现代资本主义也被定位在这样一种单纯的‘工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因此，它不明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把消费当作生产的条件而非目的，并把需求满足置于资本积累的目标之下为积累服务，这才有了不受需求满足限制的、可以无限发展的生产力。”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其一，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现代资本主义”不同于“前现代资本主义”，根本上就在于它是以大机器工业生产力为基础的工业资本主义。而在它之前的商业、高利贷资本主义，也是把消费当作条件而非目的，也是以资本积累为目标的。也就是说，无论是以“工业生产力“为基础还是以小生产为基础，都不影响资本主义以需求为积累服务。两者之间并不矛盾。除非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只是积累和消费的关系而根本不需要一个“基础”。其二，“现代化范式”所使用的“工业生产力”是一个复杂的子系统，本身含有生产者及其生产工具等非常丰富的内容，并不单纯。冯钢称之为“单纯”，是因为在他看来，生产力“不仅包含了物质规定性的生产力（如手推磨），而且必然包含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再生产能力（如制度、规范、文化、科技、教育等），因为离开了这些‘其他方面’，生产就不可能存在。”但这一归纳是错误的。影响甚至制约生产的“其他方面”的因素多种多样，不能把它们都视为生产力本身的内容。把文化（制度、规范也可以纳入文化的范畴）的再生产能力也包括在生产力之内，这样的“生产力”已经是不知所云的、违背经济学常识的概念。不知作者怎样运用它来“把握‘生产方式’的本质”。作者猜测“人们的视线始终离不开‘生产力’”是因为“对‘一元论历史观’的误解太深”。但若依此消除“误解”，其结果恐怕只会是对一元历史观的消解。
其实，从学理上说，对现代化研究乃至现代化追求本身的真正挑战，来自根本反对“进步”乃至“生产方式”观念的“世界体系理论”。马克思曾经讲到工业发达国家为不发达国家提供的只是后者未来的前景（尽管他在这里强调的是“现代灾难”即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负面），但世界体系论者根本反对“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不认为大工业生产力的出现有历史进步意义。可惜许多有关著作迄今将世界体系论与现代化论相提并论，这实在是误解。最近，又出现了将“生产方式”理论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现代化”一概否定、以“重归东方”或“再定位”为标榜的历史循环论（以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为代表）。彻底倒是彻底，但如此一来，所有现存的历史研究，无论以“革命”为主题还是以“现代化”为主题，恐怕都要重写了。
冯钢在笔谈中说“90年代有学者提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 ……其实质不过是把梅洛蒂的‘一元多线论’与时下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拼凑在一起，却未必真正弄清了这些理论的本意。”[12]尽管没有点名，但显然是对罗荣渠先生的批评。冯钢认为现代化范式是在不懂资本主义，不懂世界资本主义积累的情况下来谈论近代史（文中反复批评史学家“没有资本积累的概念”、“不了解资本主义过程的实质”、“连‘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都不懂”），还对罗荣渠先生的一个具体观点——1911－1949年间，中国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不是经济建设，而是共和体制下的国家重建问题——提出质疑，并举了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就是在一个中央政府权威很弱的状态下取得的这个例子作为实证。冯钢在提出这些质疑时也提出了他的观点：近代中国，通过革命达到重建国家并不能真正抑制“边缘化”和“衰败化”。“抵御‘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并加入到世界资本积累的进程中去。”“在一个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广泛社会基础的前提下重建国家体制，它又可能是一种怎样的国家体制呢？就中国而言，那只会是与一种东方专制主义历史并无本质区别，完全体现‘国家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国家体制。”[13]
对上述意见，在此只想指出两点。第一，梅洛蒂谈的是“多线论”[14]，而非“一元多线论”，况且正如梅洛蒂本人所说，“多线论”也不是他的独创；罗荣渠先生提出的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一元多线”论[15]。不知批评者是否认真读过、比较过梅洛蒂和罗先生的著作。第二，冯钢自己恰恰是将“时下流行（按：不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流行是50-60年代的事，时下早已不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拼凑在一起了”——他所强调的“世界资本积累进程”、所使用的“国家阶级”概念直接来自依附论者，“资本主义”概念直接来自沃勒斯坦，结论性的观点却与他们大相径庭，而与西方早期现代化论者毫无二致。
实质性的问题在于：在清王朝统治崩溃、军阀连年混战、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如何能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这样一个重建国家体制的“前提”？离开国家体制的重建，能不能找到“发展资本主义并加入到世界资本积累的进程中去”这样一个“抵御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最好办法”？——历史（不是冯钢轻蔑指称的“我们的历史学家”，史学家只是记录、分析这些史实并把它们解释给那些虽然不懂但是愿意了解这些史实的人们）已经对此做了否定回答。
从世界历史的大范围来看，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或半边缘地位的国家，在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政治控制、完成国家重建的情况下，是不能真正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
纵观19世纪以来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比较著名的是拉丁美洲的现代化运动、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运动及日本的现代化运动。拉美国家在19世纪初期经过独立战争，取得了民族独立，但是，新独立的拉美国家只是在形式上模仿美国和西欧诸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民主制的绣花枕头包裹的是独裁的烂稻草。正是在这种国家重建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拉美国家开始了全面西化的现代化的尝试，其结果是：“与拉美资本主义化、工业化相伴而来的还有另一方面同样明显的结果，那就是拉美国家经济殖民地化的加深和对欧洲新兴工业国的严重依附”，拉美国家这种“低度发展”的结果，“并没有使自己跟上欧洲与北美发展的大潮，始终也没有摆脱依附于西方工业大国的欠发达状态。”[16]
关于奥斯曼帝国300年追求现代化的经验，陈方正先生作了非常好的总结：“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长达三个世纪的变革史说明：18 世纪的五次改良失败促进了马穆的激变，这激变启动了十九世纪的多次维新运动；后者的一再失败促成凯末尔的整体革命，革命转而引出了本世纪下半的民主化历程。”[17]在凯末尔“国家主义”理论思想指导下的土耳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巩固，成为土耳其在20世纪上半叶经济高速发展的基础。
至于日本的现代化，学界普遍认为：“明治时代的领导人把国家的统一和加强国民的意识置于最优先的地位”，“在革新活动中，中央政府本身发挥了中心的、而且往往是支配的作用。……在明治年代初期，国家建立了水泥、玻璃和机床等工业，它还向私营企业提供信贷、补助和技术援助，在1884年通过了发展工业的十年计划。”[18]依田憙家教授特别论证了日本为什么采取“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 的现代化道路的原因，分析了国家在日本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19] 日本逃出边缘化不能只归因于明治绝对主义政权的建立。但是，说日本“正是因为当时还没有这样一个能够积聚全国经济剩余的强大政府，因而才逃脱了沦入边缘化的厄运”[20]，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从学理上来说，资本主义的特性也表明了边缘国家要想在民族不独立的情况下依靠依附性的发展道路来获得真正的独立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冯钢非常推崇卢森堡。而恰恰是卢森堡提出了：资本主义是“第一种依靠自身不能生存的，需要其他经济体系作为环境和土壤的经济模式”，“非资本主义组织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丰饶的土壤，更确切地说：资本靠这些组织的破产为生存基础，纵然这些非资本主义机体对积累而言是必不可少地，资本主义通过不断榨取并最终吞并其价值。历史地看，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和这些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一种变形，没有这些前资本主义，它将不能维持。”[21]遵循卢森堡的思路，资本主义将前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强行纳入其体系，非但不能提供他们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的体制，反而是以后者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为其维持资本积累的条件。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首先是拉丁美洲，它在19世纪前半期挽救了英国的棉花工业。其次是印度。”[22]
罗荣渠先生在广泛比较，总结欠发达国家现代化经验的基础上，得出了关于“经济建设与国家重建关系”的一系列命题：一个国家经济越落后，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国权问题（民族解放）而不是民权（个人解放）问题，是民族的生存权而不是个人的人权；一个国家经济越落后就越需要强调权力集中，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运作，建立威权主义政府；一个国家工业越落后，工业化的启动就越需要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治推动。中国现代化在清朝灭亡以后，首要任务是国家重建，这是持任何研究范式的学者都应当承认的问题。按刘大年先生的话说，不承认这一点的人，“只剩下了漆黑一团或者白茫茫一片。”
从80年代中期起，罗荣渠先生和他带领的研究队伍就开始对诸如罗斯托、亨廷顿、弗兰克、斯坦因夫妇、阿明、伯格森、沃勒斯坦等西方学者以及金耀基、萧新煌等港台学者的著作进行逐本，甚至逐章、逐节的研读、讨论。罗先生主编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就收有在研讨基础上组织翻译的多种现代化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名著或代表性文章。罗先生倾其最后十年的心血凝成的两部专著，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西方有关理论的梳理和批判。以“莫须有”的口吻宣称这样的梳理和批判为“未必真正弄清了原意”，宣判建立在这种认真细致的批判和梳理基础上建立的理论为“拼凑”，------这样的批评至少可以被认为过于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