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  响

中国第一家民营现代化战略思想库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阶层重构

许正中教授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

李  拓教授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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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讲，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过程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全球性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变迁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世界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环境的发展过程。[1]中国的现代化正是狭义而言的“追赶式现代化”，同时也不可能从世界现代化的大背景中剥离出来。

从内容上讲，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它不仅仅是高度发展的经济和高度发达的技术，而是社会的整体变动，包含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全部转变，它几乎涉及人类活动和人类思想的一切领域，涵盖了社会整体系统中的所有子系统。要全面、准确地把握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必须看到社会整体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内在联系，避免孤立地看问题，否则便会肢解社会现代化的内容。具体说来，社会现代化作为一个大系统，它是由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城市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生活方式现代化、社会结构现代化、组织管理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等组成的。[2]自然农业社会的中国作为一个落后国家或者地区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将是整体社会结构的变迁，既包括经济结构的转型，也包括政治结构、社会结构以致生活方式、文化价值观念等等方面的转变，也就是说现代化意味着整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要发生深刻的变化。但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之中，最本质最主要的变化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的转变。这几个方面的转变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核心内容，其中每一个方面转变的程度，都可以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标志。[3]我国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是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前提，与此相比较而言，实现社会结构转型，则是更加艰巨、更加漫长也是更加本质的转变，将伴随社会转型的始终，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这是因为现代化的所有内容都涉及到生活于这个社会中的所有人，尤其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都直接涉及生活于社会中的所有人群。而人又不是孤立于社会的人，都要结成一定的团体[4]，在从有阶级的社会向无阶级的社会过渡中，人又结成一定的阶级阶层。而我国当前阶级阶层的实质就是社会成员在不同的就业岗位、不同的产业领域以及不同地域的分布状态及量的比例。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结构的转型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本质内容。所谓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就是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伴随着就业结构、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阶级阶层结构分化与组合的变迁过程。撇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与转型，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其它所有内容都无从谈起。城市化、工业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生活方式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等都导源、服务和服从于阶级阶层的由传统到现代的不断变化即现代化。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结果。在这个矛盾体系中，生产力是决定的因素，是运动发展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决定着其它矛盾的发展进程，即生产力是自变因素，其它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它变因素，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引起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同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有着巨大的制约作用，这种制约作用表现为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即使是制约作用也只能是暂时延缓生产力的发展，从较长的历史阶段看，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因为生产力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以及向自然索取财富以满足自身需求，使自身获得解放的能力。换言之，社会中人的需求是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和持续动力，也是生产发展的目的。[5]人们为什么要进行生产？马克思回答的非常清楚：“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6]而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的分工与协作，分工与协作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推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由于分工与协作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有过多次论述：“结合的工人或整体的工人等于前前后后都有手有眼，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万能的了”[7]“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8]分工与协作是劳动过程中人的劳动方式和状态，即由于分工和协作人们结成了不同的组织和团体，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阶级和阶层，分工与协作使人们在生产中结成了一定的生产关系，进而产生了上层建筑。生产力越发展，分工就越细密，同时人们在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协作就越紧密，分工的专业化又导致生产工具的发展和专业化。“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9]。从简单协作到复杂协作引起生产工具的完善，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简单的手工业作坊→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信息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链条看，人类社会的分工越来越复杂，协作越来越紧密，生产工具越来越先进，人的技术和素质越来越高，进而劳动生产率也越来越高。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带来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推动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社会分工和协作、生产工具的更新和改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无限循环的互动过程，这个过程始终伴随着社会结构[10]的变化。人类社会的这种发展过程经历了三大社会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社会形态；“人的自由个性全面发展”，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称第二个阶段是“现代社会”。按照逻辑，第一阶段是“前现代社会”，第三阶段是“后现代社会”。在第二阶段代替第一阶段的过程中发展起“现代化的世界市场”、“现代化的大工业城市”、“现代国家”、“现代工业”、“现代生产力”等现代化事物[11]。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整个社会阶级阶层就又处于不断的分化与组合中。

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在他的代表作《国富论》中，对分工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的论点有：社会财富的来源主要不是金银矿山，也不是富有金银的殖民地，也不是来自贸易的顺差，而是来自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分工程度的高低成正比；在同样数量劳动者的条件下，分工能获得更多的工作量；分工的原因是人类要互通有无，互相交易；人们在职业表现上的优劣和才能的大小是分工的结果；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分工促进贸易，产生货币；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12]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1）在其名著《社会分工论》中，对社会分工进行社会学的用法和阐释。他研究社会分工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主要是要解答社会学探讨的一个根本问题，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也即人类的个性与社会团结的问题。他的主要论点有：分工是社会和生物机体中的普遍现象；分工的功能，首先是增加生产，增加技巧，是社会精神上与物质上发达的必需条件，它是文化的源泉并与道德的发展有一定关系。其次，他认为人类的分工是人类结成群体的基本原则，是理智性的创造。第三个功能是使人类社会能够永存下去；由分工产生了社会的团结即有机团结；风格产生压制性法律和恢复性法律；风格的原则在于人类不停地发展他们的幸福的欲望，追求幸福；强迫的分工产生不平等阶级，并摧残个人。迪尔凯姆在社会分工问题上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但同时还提出他未能解答的问题，特别是在社会分工的弊端方面，他难以自圆其说。[13]

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和理论是在批判和吸收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才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论是工场手工业时代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工论是进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工论点大概有如下几个方面：社会分工种类分为一般的分工、特殊的分工和个别的分工；社会分工产生的原因是：家庭内部在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自然分工，在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中产生社会分工；古代历史上的三次社会大分工把人类从蒙昧、野蛮时代送入文明时代；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来自于相同的物质前提并相互作用。马克思的分工论，真正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意义和社会意义。[14]可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对分工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有某种意义上的共识。而生产力的发展则是现代化的直接动力和根本动力，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从以上分析可得出这样的判断：现代化的其它内容都是源自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与组合，而阶级阶层的分化与组合又是整个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动力系统，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源。从这个意义上说阶级阶层结构的转变是现代化的根本和实质内容。

    社会结构系统的发展和演变，是社会现代化系统中的动力系统，直接规定和影响着其他子系统的发展和演变，从而对整个社会现代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它也受其它子系统和整体系统的制约。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实践看，僵化的、刚性的社会结构阻碍现代化的发展，而灵活、流动、弹性的和有序化社会结构促进现代化的进程，同时社会结构在分化、流动、组合的过程中，由于结构功能的失调导致矛盾统一体的破裂，引起社会动乱，就会使现代化进程受挫。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结构对社会现代化的影响和作用，被有些学者称为除“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以外的“第三只手”即“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5]

（一）僵化的社会结构阻碍现代化进程。中国的现代化是1840年以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威逼下开始启动的。“不论最初的动因是自强还是自保，实施以效率和理性为核心的现代化运动乃成为不得不为的选择”。[16]现代化大潮强烈冲击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以及新出现的阶级、阶层，都无可避免地必须面对这一潮流，并主动或被动地作出选择。在这种冲击下，中国原有的社会阶级阶层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近现代中国社会存在着这样一些阶级、阶层（包括社会利益集团）：农民阶级、地主（豪绅）阶级、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包括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知识阶层和新式军人阶层以及手工业者、小业主和社会流民阶层。其中：

（1）农民阶级是中国社会人数最多，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总体上属于小生产者，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和消费单位，主要以土地种植和手工业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男耕女织、种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地结合成一体，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40年代仍无大的改变。大多数农民生活的天地是狭小、封闭的，其生活圈子以其居住的村庄为圆心，以其步行一日的所能走的距离为半径的圆圈，县城可能是其到过的最远的地方。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现代化潮流的冲击，在1840 –1949年期间，除了对通商口岸和现代交通运输线附近的农民影响较大以外，广大内地的农村、农民并没有造成很大的直接影响。当然影响还是存在的，除了在通商口岸和现代交通运输线附近的农民外，影响主要表现为：持续的社会动荡与战乱打破了农村的正常秩序，干扰、损害了农民的生产与生活；土地占有的更加不平等、租佃关系的恶化及农村基层统治者的劣质化，使农民的生计更加难以维持，受到的盘剥更加沉重；“洋货”使得农民维持生活的支柱产业—家庭手工业日趋衰败；人口增长速度并未明显减缓，使这种状况更加恶化。但农民仍然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提供者和生产者，在30年代占全国总劳动力79%的农民（2.05亿），提供了占国民生产总值65%（约187.6亿元）的财富。[17]小生产者封闭狭小的社会环境和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这一时期中国农民仍是眼界狭隘，对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方向既没有发言权，更少有作为，也缺乏从政治上表达自身不幸和利益的手段。这个阶级从来没有成为一个自我组织起来的整体，尽管由于处境的日益恶化而逐渐具备了采取有力的政治革命行动的潜力，但靠其自身是不可能发挥和实现这种潜力的。它需要从外部提供领导、组织和思想体系，才能成为社会变迁的参与力量，改变其原来的单纯牺牲品的命运。[18]

（2）地主（豪绅）阶级是1949年以前存在于中国社会的另一重要阶级。这个阶级是靠盘剥农民阶级为生的阶级，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没落，其寄生性愈发突出，在精神上和道德上已完全陷于破产。1905年废除科举，1912年封建王朝的崩溃，既断绝了这个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控制国家社会的渠道和途径，又使其由于在国家政治事务上无所作为而变得更加贪婪、没落、腐朽和反动。尽管到1949年，中国大部分乡村基层政权还把持在他们手中，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要与其妥协来确保农村的社会秩序，但这个阶级的腐朽与凶残更多地激起了农民的普遍仇视和反抗，其衰败的本质已经无法掩饰了。

（3）工人阶级。论及中国工人（无产）阶级的弱点，就有些让人尴尬，甚至会被人视为大逆不道。在这里笔者丝毫没有对代表先进生产方式并且是现代化进程推动力量和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中国工人阶级不敬的意思，只是力图阐明问题的实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是不容置疑的（即受压迫最深重、反抗性最强；高度集中、组织性战斗性强；与农民保持着紧密的天然联系）。[19]如果换一个视角来看恰恰反映了其弱点所在：受压迫最深重说明其阶级地位低下，尽管反抗性强，却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不得不长期忍受极端不公平的处境，没有完成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过渡过程；高度集中、组织性强的另一面，则是表现为对中国大多数地区、大部分社会层面缺乏影响力与号召力。一个只集中于少数通商口岸大城市的数量有限的社会阶级，不可能有更大的能量了。而与农民保持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尽管可能有助于建立工农联盟，但同时也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工人阶级整体素质和成熟性都不高，仍未能摆脱传统农业文明和小农意识的影响与束缚。总体数量只有几百万的工人阶级即使再先进、再有战斗力和组织性，也不可能在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的传统社会里具有强大的力量。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工人阶级只在五四运动到国民革命这一时期内有过突出表现和作用，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弱点。在中国现代产业经济不发达和中国现代化长期不发展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有象西方那样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

（4）新式军人阶层，主要是由于清末新政的军事改革而产生的。以这一阶层为领导和骨干的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军队，由于其训练有素、组织严密，又掌握较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本应成为有助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一支主要力量，但在1894年至194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却成了一种导致社会不稳定（军阀混战）、阻碍社会变革（与国内反动阶级结盟并充当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工具）的力量。尤为奇特的是，这种力量利用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软弱以至于没有任何阶级阶层能单独主导社会发展的特殊国情，在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与冲击导致了中国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中，发展出了一种以其军事实力为后盾高居社会顶层、操纵控制国家政权的机制。这种机制是政治权力军阀化、官僚资本主义化，具有相对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独立地位，并完全操纵国家与社会的奇特机制，它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有绝对负面意义的作用。

（5）其它阶层如手工业者、小业主和社会流民阶层，也由于阶级地位低下、力量弱小，也未能对现代化进程产生大的积极作用。[20]

以上就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粗略的社会结构轮廓。上述勾画可以看出，整个社会结构处于一种僵化的状态，现代化的动力群体与阻碍因素力量对比悬殊，代表新力量的工人阶级力量弱小，而代表旧势力的旧军阀和官僚阶层力量格外强大。西方列强侵略势力在华存在，就象一张巨网，笼罩在中国社会之上，它和旧势力结合起来，既打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和传统的束缚，又极残酷地奴役中国，榨取中国，成为中国现代化深入发展的巨大障碍因素。从而使社会处于一种“超稳定”状态。这种状态下积累的矛盾一旦爆发，就会引起社会长时间的剧烈动荡。

   （二）现代化引起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分化，而阶级阶层结构分化过程中功能紊乱，会引起动乱，破坏现代化进程。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27-- ）在论证现代化与政治秩序的关系时，提出了一个命题：“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如果贫穷的国家出现动乱，那并非因为它们贫穷，而是因为它们想致富。”[21]他从不同角度，（如现代化的速度与动乱、社会动员与动荡、经济发展和动乱、收入差距和动乱、不平等和动乱等）并列举大量事实来证明他的论点。[22]应该说，他的论证是有力的，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现代化就滋生动荡呢？想致富就必然引起动乱吗？他似乎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没有揭示出现代化进程中产生动乱的机理。因而使其论断流于表面化而显得肤浅。但他的论证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讨问题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分析人类行为时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与之相联系的经济基础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线索。只有经过生产力的巨大飞跃，彻底改变支撑社会结构的基本经济结构和生产关系，才能由前现代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生存是人的最基本本能，即人首先有生物性的需要，如对食物、性、空气、身体保护等的需要，这点与动物无异。在生存的基础上追求财富是人求发展的前提条件。但赋予人类生活意义的是人的社会性需求，即人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必须与他人共处，与他人结合，在人群中占据一定地位。舍此人的生活就与动物无异。这就是说人必须在集团下追求社会性需求[23]，这种集团就是社会阶级阶层。在前现代社会里，奴隶被剥夺了人身自由，没有追求自身幸福的权利，是奴隶主“会说话的工具”；在封建社会里农民被固定在土地上，只有靠出卖劳动力以换取起码的生存资料。这种固化的社会结构使生产力发展十分缓慢。而现代化意味着生产力的大发展，意味着人可以经过努力改变自己的阶级阶层归属。（当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无别的选择，这个问题要另当别论）因此社会结构就开始大规模分化，于是社会流动就加快。社会流动表现为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水平流动是指一个人在同一社会职业阶层内的横向流动或人们通过努力改变阶级阶层归属，它多半是地区间流动，也包含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工作群体或组织之间的流动。而垂直流动是人们提升或降低自己在一个阶级阶层内部的地位。垂直流动可以伴随地区间流动，也可以是原地升降。垂直流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极为重要。对于社会来说如果向上流动的频率高，说明社会在进步，相反社会就在退步。对于个人来说，谁都愿意向上流动而不愿意向下流动。[24]因此它直接影响产业结构和社会阶级阶层的优化，影响现代化的进程。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人们要争夺资源和生存空间，而在资源和生存空间有限的条件下，处于有利地位的人就和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产生矛盾。如果社会的控制系统（上层建筑）不能提供平等的机会，没有完善合理的流动措施和渠道，没有一套以成就取向为标准的实施办法。那么这种矛盾的积累就会形成社会集团（阶级阶层）之间的激烈冲突。社会流动就会在无序状态下进行，表现为社会结构功能的紊乱、阶级阶层矛盾和冲突的加剧，从而使正常的社会发展和进步成为不可能，严重的就中断现代化进程。这就是现代化容易滋生动乱的原因和机理。但如果一个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满足以上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分化和组合的条件，为社会流动提供合理而正常的渠道和途径，及时化解社会矛盾，这就需要社会整体系统包括各个子系统进行改革，使系统功能优化，从而就会促进现代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与社会动荡有联系，但二者并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

（三）社会结构不会伴随现代化进程得到自然优化。虽然社会结构子系统是自变因素，在社会整体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但是它的功能的优化并不是自然实现的。它由于受到整体系统和其它子系统的强大制约作用，有时其自身的分化与组合也显得十分艰难，甚至停滞不前。如我国在1957年到1978年的20年间，形成了一种刚性的社会结构。所谓刚性，就是封闭的、不流动的。一个人的阶级成分（家庭出身）一旦被定位以后，是不能改变的。除了农民以外，人们都被固定在一个个“单位”之内，形成了一种单位制度。“所谓单位制度，即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以来为了管理公有制体制内人员而设立的组织形式。在宪法保证公有制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单位成员掌握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种单位制度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功能。从组织学角度看，单位是国家管理公有体制内人员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元素以公职人员（拥有公职、享受社会主义福利承诺，包括干部与工人）为主体，按照一定的宏观结构，形成国家权力。从经济学角度看，单位一直是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保障和容纳文化与物质生产力的重要实体。从社会学角度看，单位是标志城乡区别的社会集团，是城市生活的核心，它决定了人们的职业、身份、消费能力、价值观念、人生经历、行为方式乃至社会地位的高低”[25]。可见，中国这种独特的单位制度，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多层面对人们约束，它固化着社会结构，使社会流动几乎不可能。“而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单位显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在20年以前，如果没有单位，一个人在城里就无法生存，他不仅没有稳固的经济来源，也没有保障他合法权益的组织，完全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他的内心会产生一种极度的不安全感，渴望在社会上找到托付终身的场所—单位。”[26]在这种刚性的社会结构下，社会发展是缓慢的。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性转折。此后，开始采取措施调整社会关系。这为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不仅意味着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出现了历史性变化，更是一个利益格局调整过程，由此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历史性变化。新的所有制形式如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等发展势头强劲。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就为社会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中的利益与权力分化提供了条件，并成为社会阶级阶层变动的最深层原因。原有的刚性的社会结构格局被打破，社会流动大大增加，社会边缘阶层和模糊身份者纷纷出现。[27]20多年来，这种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为社会结构的变动注入了活力和动力，因此，可以说这个过程是阶级、阶层结构由刚性变为弹性的过程[28]。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事实充分说明了，社会整体系统和其它子系统对阶级阶层结构系统的巨大影响和制约作用。同时也为我们理性地调整社会结构，促进现代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

作者：许正中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博士，教授

          李  拓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博士，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