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现代化

2004年第4期 （简报总第011期）

主办：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

协办：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   北京同响现代化战略研究中心     2004年5月28日

    人类文明已经走过5000多年历程，世界现代化已经走过200多年路程。在文明和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创造了辉煌成就，积累了大量经验和教训。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为落实中国科学院关于把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放平台”的部署，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促进我国现代化的研究和实践，特设立“世界现代化讲座”。本讲座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办，每期邀请一名专家主讲，邀请部分专家参加讨论。所邀请的专家，将是国内外对世界现代化研究有较高造诣的专家。讲座内容将通过《科学与现代化》简报和《中国现代化网——世界现代化讲座专栏》等形式，扩大与国内外同行交流。

    世界现代化讲座，讲座费用由中国现代化研究基金赞助，听众可以免费参加。欢迎推荐讲座专家或参加讲座。有关信息请看“中国现代化网”的预告。“世界现代化讲座”第二讲于2004年5月11日在北京举行。讲座专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曾昭耀研究员，讲座题目为“墨西哥的三次现代化浪潮”。

墨西哥的三次现代化浪潮

曾昭耀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研究员

墨西哥在西班牙300年殖民统治时期（1521～1821）称新西班牙，其土地面积和经济规模都比独立时期的美国大得多。墨西哥独立（1821）的时候，正是欧美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一次现代化浪潮时期，本来这是一个推进工业化的极好的机会，但是，墨西哥先是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接着又只是消极地适应了欧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需要，以沦为欧美外围国家为代价，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分得了部分好处，初步启动了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即墨西哥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墨西哥1910～1940年革命进程胜利结束后兴起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虽然有声有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最后还是以危机告终。20世纪80年代末，在新的工业革命的压力下，墨西哥进入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并加入西方的富国俱乐部，成了外围世界中第一个同北美发达国家实现了市场一体化的国家；人们期望着新自由主义和经济全球化会给这个“得天独厚”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奇迹，但是，截至目前为止，这个国家仍然起色不大，困难重重，它的欠发达形象并没有什么改变。因此，墨西哥的现代化问题，现在已经成了举世关注的目标。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墨西哥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耽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又因为什么原因虽经历三次现代化浪潮而终未能完成现代化的任务。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一点很不成熟的看法。

一、墨西哥的独立和现代化启动的延误

在近代美洲殖民地中，美国是第一个获得独立的。美国独立革命的结束实际上就是美国工业革命的开始，也就是美国现代化的开始。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还不到40年，墨西哥即获得独立，但是，墨西哥却没有能开始现代化，而是同当时欧美的工业革命擦肩而过，错过了一次现代化的大好时机。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墨西哥传统社会内部的变革还没有为现代化的启动准备好必要的条件。（一）独立初期，墨西哥殖民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基本上没有变化。在300年殖民统治时期，西班牙殖民者在拉丁美洲建立的是一个极不公正的等级社会。西班牙王室通过金字塔式的、从上到下的等级制度，来统治人口众多的印第安人。金字塔的最顶层是所谓“半岛人”，即来自西班牙的少数政治、军事和宗教统治者；金字塔的第二层是土生白人，他们是出生在拉美殖民地的白人，到19世纪初墨西哥独立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的人数已占墨西哥白人的98％以上。土生白人虽然经济地位很高，但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却远低于 “半岛人”。所以，长期以来，他们对“半岛人”积怨甚深，是推动墨西哥独立运动的一个主要的因素。金字塔的最底层是广大的印第安人，他们是新西班牙（即今天的墨西哥）殖民地经济两大支柱——庄园制农业和矿业所不可少的劳动力。为了保证大庄园对固定劳动力的需要，新西班牙普遍实行债役劳动制，这是一种带有封建性质的超经济强制劳动制度。到独立前夕，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数量仍超过墨西哥总人口的一半。处于土生白人阶层和底层印第安人之间的是人数越来越多的梅斯蒂索人（混血人）。到18世纪末，这个混血阶层的人数大约已占墨西哥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总之，这是一个20％的白人统治80％的非白人的分裂的社会；是一个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尖锐到了极度的社会。（二）在经济方面，墨西哥具有普雷维什所说的不发达经济的两个主要的特点。一个是结构混杂，另一个是生产单一或专门化。结构混杂即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同落后的、生产率极低的部门同时并存；生产单一指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初级产品出口专门化（粮食或原料），很难有制造品出口。独立初期的墨西哥经济制度是一个完全依附于中心国家的半封建性质的经济制度[1]。这个经济制度有两大支柱，一个是矿业，一个是大庄园制农业。矿业既是服务于早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一种商品经济，同时又是一种主要实行分派劳役制、对劳工进行超经济残酷剥削的“飞地式”封建性经济部门；大庄园既进行宗主国市场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又实行内部自给自足的生产，以债役劳动制将农奴式的劳工世世代代束缚在土地上，实行封建性的超经济强制剥削制度。墨西哥的经济制度极典型地体现了结构混杂、生产单一的落后特点。（三）在政治方面，独立后墨西哥仍实行一种以阶级统治和种族统治为基础的等级制专制独裁制度。在这个统治制度中，最重要的权力因素是天主教和大庄园主。“教会是最大的地主和债主”[2]，据统计，在墨西哥刚刚独立的时候，墨西哥全国一年政府预算只有1300万比索，而教会财产居然有1·8亿比索之多[3]， 它几乎控制着整个墨西哥的教育体系和思想文化，对政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教会势力与大庄园主实际上都是他们所盘踞地区的最高统治者，是他们所统治地区政治权力的中心。在独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墨西哥就是由这两个权势集团及其政治工具地方考迪罗（军事首领）统治的。

第二，墨西哥的“独立革命”其实并没有给墨西哥带来什么革命性的变革。墨西哥的独立战争最初也曾经打出过有重大革命意义的旗帜，但后来领导权落到了土生白人精英集团的手里。他们在教会的支持下，选择了保皇党人伊图尔比德为首领，发动军事政变，脱离西班牙，于1821年9月进入墨西哥城，建立了一个立宪君主制国家。正如史学家桑巴特所说：“1821年独立没有给墨西哥的社会经济结构带来任何直接的革命性变革；独立战争的第一个和最主要的后果就是把原来由西班牙王室官僚集团行使的政权转到了军人手里。”[4]所以，墨西哥人从来都不把独立战争称之为革命。独立后，墨西哥实际上仍然只是一个由无数个教会势力和大庄园主控制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地方割据）所组成的，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统一的民族国家。地方割据势力与军人势力相结合，培植出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考迪罗和地方卡西克，形成了墨西哥历史上所独有的考迪罗和地方卡西克称霸的局面，给墨西哥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战乱。本来，墨西哥早在独立初期就有一批有识之士致力于墨西哥的现代化。他们的理想是要在南至中美洲、北至黄石河（今美国蒙大拿州境内）的辽阔的“新西班牙”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他们大声疾呼，号召进行经济改革。譬如以何塞·玛丽亚·路易斯·莫拉（Jose Maria Luis Mora,1794-1850） 为首的经济自由派，主张实行自由贸易，发展外向型经济；保护小业主，发展科学，开办教育，吸收外国移民；以卢卡斯·阿拉曼（Lucas Alaman,1792-1853）为首的经济实用派极力鼓吹发展民族工业，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吸引外国移民,培植工业家阶级，促进工业化进程；认为只有工业才是“普遍繁荣的唯一源泉”，认为发展工业不但要生产消费品，而且要“生产现代工具，开发制铁业，因为这些都应该被看成是发展工业的起点和物质基础” [5]。但是，由于考迪罗横行，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无休止地进行争夺政权的内战，任何稳定发展的计划、任何的经济现代化发展战略都不可能实行下去，这些现代化先驱们的理想自然也就只能化为泡影。

第三，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墨西哥只能为自己的救亡图存事业而斗争，根本顾不上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当时，除了国内的战乱之外，西方列强也对独立后的墨西哥虎视眈眈，不断发动侵略。首先是西班牙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先后在1822年和1829年两次派军队登陆墨西哥，企图重新征服墨西哥。其次是英国，它想乘西班牙没落之机，夺取西班牙的殖民地，公开在墨西哥独立的第二年宣布西班牙美洲为英国所有。继英国之后，美国发表所谓“门罗宣言”，名义上反对欧洲国家染指美洲事务，实际上想把美洲变成美国人的美洲。此后美国先是占领了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地区，后又发动美墨战争（1846～1848），并吞了墨西哥的大半领土（230万平方公里）。接着，法国也不掩饰其吞并墨西哥领土的野心，于1838年挑起所谓“馅饼战争”，1861年又派遣大批军队入侵墨西哥，并于1863年6月占领墨西哥城，建立法国控制的傀儡政权。

总之，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中，由于西方列强的军事扩张和侵略，由于国内考迪罗、卡西克的争权夺利，墨西哥几乎没有过过一天的和平安宁的日子，战争与动荡死死地堵塞了墨西哥的现代化之路，在独立后的差不多半个世纪中，墨西哥人民仍不得不继续为自己国家的独立而斗争。正是这个拖延太久的独立进程，才使墨西哥丧失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造成了墨西哥早期现代化启动的延误。

二、墨西哥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19世纪下半期，世界经济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出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及随之而来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在这个浪潮的冲击下，墨西哥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了早期现代化的启动阶段。这是一个外围国家依附性现代化进程的开始，是墨西哥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1、墨西哥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背景

墨西哥第一次现代化浪潮兴起的背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国际局势的变化。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特别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废除《谷物法》，宣布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之后，欧美各资本主义工业国开始进入空前激烈的竞争时代。紧跟着1873年欧洲出现经济衰退之后，第二次工业革命又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展开。随着这些国家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它们到处寻找市场，到处夺取原料产地，而且为了解决因机器生产而产生的大量失业问题和内战危机，还在海外到处抢夺殖民地。于是资本主义的海外扩张加剧，出现了垄断，出现了帝国主义，出现了第二次殖民主义高潮，出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第一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到1914年，地球上已经很难找到一个村子或城市，它们的商品价格不受遥远外国市场的影响，它们的基础设施不是用的外国资本，它们的工程、制造业，甚至商业技巧不是来自外国，它们的劳动力市场不受外国移民去留的影响” [6]，也就是说，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不被资本主义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冲击，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卷进工业化中心国家所需要的“现代化”进程。墨西哥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开始其现代化启动的。

其次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同19世纪上半期相比，墨西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欧洲各主要国家曾爆发世界近代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革命运动。革命运动严重地打乱了欧洲各国的统治秩序，使得欧洲国家的统治阶级急需探寻一种恢复秩序的理论，来解决自己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以A·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科学政治”应运而生。实证主义强调感觉经验，排斥“形而上学”，认为人类应“通过理解与观察的美妙结合，去发现有效法则”[7] ，认为只有精英分子才能了解科学分析与政治分析的关系，因而可以为社会复兴提供领导；其领导方法就是具有明显权力主义倾向和专家政治倾向的实证主义“科学政治”。这种“科学政治 ”非常符合当时墨西哥的需要，对墨西哥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个学说的影响下，墨西哥出现了一批以胡斯托·谢拉为首的知识分子，他们要求改革宪法，建设强大的政府，以适应“经济进步和政治稳定的新时代的要求”[8] 。墨西哥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加维洛·巴雷达明确提出，墨西哥今后的座右铭应该是“自由、秩序和进步”，并说，自由是过去的成就，秩序和进步将是未来的任务[9] 。当时的报刊也连篇累牍发表意见，要求国家领导人在“科学政治”的指导下，否定以往半个多世纪的革命行动和无政府状态，加强统治，以满足工业化时代的需要。总之，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动荡之后，自由派过去那种以自治个体为基础的古典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让位于认为个体是社会有机体不可分割部分的新理论，也就是让位于当时从欧洲学来的实证主义理论。

再次是政治秩序的建立。在此之前，如上所说，墨西哥是一个考迪罗主义的、政治动荡的国家，经过3年改革战争（1857－1860）和6年抗法战争（1861～1867）并赢得胜利之后，墨西哥的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过去的金字塔式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处于最顶层的教权势力和土生白人贵族势力已被新兴的大地主、大庄园主阶级所取代，处于底层受压迫的“人民力量”除原来的成分外，增添了数量庞大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少量的新兴工业无产者。在金字塔的中部则是由商人、小业主、村民和政府官员等组成的中产阶级。其次是统治集团中阶级力量的对比情况发生了变化：保守派军队已被彻底解散，教会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旧的由教会和保守派军队占支配地位的秩序已经被打破，原来长期被教会和军队所支持的保守派政治寡头所盘踞的地方政府已牢固地控制在自由党人手里。现在的墨西哥社会已经是一个自由派地主阶级统治的社会。再次，为了克服半个世纪来的无政府状态，推进以经济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现代化运动，墨西哥的统治阶级在实证主义政治思想的指导下，支持著名的军界人物波菲利奥·迪亚斯在墨西哥建立专制独裁统治。迪亚斯从1876年政变上台到1911年被推翻，实际统治墨西哥35年之久。这期间，他通过镇压和收买的两手政策，实现了中央政府对地方强人即地方考迪罗和地方卡西克的控制和统治；通过对反抗农民的残酷镇压，强化了大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由于在这两方面的成功，迪亚斯给墨西哥带来了独立后从未有过的全国统一和稳定，建立了一种自由派大地主阶级的统治秩序，一种“政府、大庄园主、新兴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的全国性联盟”的统治[10]。

2、波菲利奥主义现代化的启动

自由派专制独裁统治的政治秩序建立起来之后，在欧美市场和外国资本的拉动下，墨西哥接受了欧美工业化国家所需要的国际分工，开始了一个以原料出口为核心早期依附性现代化启动。墨西哥总统迪亚斯把刺激和吸引外资作为他的一项基本国策。由于这个时期墨西哥已经实现了政治稳定，迪亚斯的战略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涌入这个国家的外国资本从1884年的１亿比索增加到了1911年的３千亿比索，按其同本国资本及本国资源的比例来看，远远超过了美国发展最快时期欧洲资本涌入美国的规模[11]。外国投资最集中的领域是矿业（占全部外国投资的24.1%）和铁路建筑（占全部外国投资的33.2%）。1896年，仅贵金属一项，其出口总值就占了全国出口总值的61％ [12]，其他还出口工业金属如铜、锌、石墨、铝和锑等。采矿业的发展使得铁路运输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外资修筑的铁路迅速延伸，在波菲里奥统治期间，墨西哥的铁路从1880年的7百公里增加到1910年的１万9千公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全国铁路网。铁路运输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出口农矿业的发展，除出口传统产品如龙舌兰纤维、木材、木制品和皮革之外，还出口咖啡、牲畜、棉花、糖、香草、水果、树胶等新产品，扩大了可赚取外汇的产品种类。这样，在墨西哥就形成了一个由英、德、美等外国资本控制的矿业－铁路－农业出口综合体。由于这个出口经济综合体的发展，1877年至1911年墨西哥出口收入的年增长率达到了６．１％[13]，33 年中出口总值增长了600％以上[14]。

迪亚斯政府由于接受了在国际分工中作为原料生产国的地位，它自然就拒绝了建筑在“内源增长”基础上的自主型工业化的战略选择，而采用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的“外向增长”战略。它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组织一种最有能力满足国际市场原料（初级产品）需要的国家经济，再也没有一种有明确意识的工业化战略。尽管如此，出口经济的发展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工业经济的发展。首先，出口产品的增长，促进了对相关部门工业投入的需求，譬如对发展矿业和铁路的需求导致墨西哥炼铁和炼钢工业的发展，1903年开始投产的蒙特雷钢铁冶炼厂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其次，由于出口部门以及与出口部门相联系的各个部门产业的发展，国内市场的需求也有了增长。国内市场的需求使得国内工业投资的年利润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上，这样就提高了墨西哥人办工业的兴趣，一些庄园主办起了制糖厂，向工业家转变；一些商人建起了纺织厂，向工厂主转变。于是，一个以国内市场为目标的工业部门就慢慢地成长起来。到1909年，墨西哥已有工业生产单位6千多家，其中72.5%是食品工业，其余是纺织、烟草和制鞋工业[15]。到1910年，墨西哥的近代纺织厂已有146家[16]。再次，这期间墨西哥也已经将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划时代成果电力工业引进国内。到1910年，墨西哥已有发电厂63家，新的能源开始广泛运用于纺织工业、矿业、金属冶炼、粮食加工、酿酒、造纸、家具制造以及城市交通运输、公共和家用照明等方面，使得这些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现代化，采用了新的机器和技术。“到1910年，墨西哥已成为拉丁美洲最工业化的国家”[17]。

3、墨西哥第一次现代化浪潮的结束

迪亚斯统治时期的早期依附性现代化，一般称“波菲里奥主义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有四个突出的特点，第一，迪亚斯政府的现代化主要靠的是外国资本，投资的2/3都来自外国，主要是美国。外国资本主要投在矿业、铁路和出口农业，这样就在一个传统的、落后的、庄园—村社自给自足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墨西哥国土上，出现了一块块外国人所有、由外国人经营、面向出口、同国内经济部门相割裂的“矿业飞地”、“铁路飞地”和“农业飞地”。在这些飞地内部，经济是同世界经济接轨的，是现代化的，但对整个墨西哥经济并没有发生多少影响。这种现代化被称之为“出口飞地现代化”，它是一种在外国控制下的、本国企业界很少参与的、同本国其余经济部门相割裂的、以初级产品出口为基础的“出口飞地现代化”模式。第二，迪亚斯政府的现代化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服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劳动分工，接受作为一个专门原料出口国的地位；（2）实行自由放任主义，让经济完全听从市场的支配，国家不予干预；（3）实行公有资产私有化政策，土地集中和印第安人土地被剥夺的进程达到了急剧而残酷的顶点（到1910年，大约有500万农民被剥夺了土地，沦为债役农和奴隶；90％的印第安人村庄落得完全没有土地可耕，而少数大地产所占有的土地面积却超过几十万公顷，甚至几百万公顷[18] ）。第三，波菲利奥主义现代化造就了一个人数不多、依附于外国资本的农矿业寡头集团。在他们的统治下，墨西哥的现代化收益并不在居民中进行分配，更没有在农村大多数居民中进行分配；收益分配是高度集中的，高度非民族化的。由于农业生产都向出口农业倾斜，面向国内市场的生计农业严重衰落，墨西哥人民所赖以活命的两种基本作物玉米和菜豆的人均产量都大幅度下降，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日趋恶化，有些地区发生饥荒。丧失土地的农民沦为雇工，而雇工的日最低工资不断下降，在迪亚斯统治的最后11年中劳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1/4，人口的死亡率上升了2.2%以上 [19]。第四，波菲里奥主义现代化是由一个独裁主义的政治体制所支持的，是靠强大的镇压机器，特别是农村骑警来推动的。工人被剥夺了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的权利，农民反对地主侵犯村社土地的斗争遭到无情的镇压，中产阶级任何的反独裁舆论都遭到查禁。在这个体制中，只有一小撮官僚、大庄园主、银行家和外国投资者才有参政的权利，其余的社会成员都被排除在这个狭小的政治圈子之外。

总之，波菲里奥主义现代化是“一种由外国资本领导的、非民族化的、收益高度集中的、自上而下由独裁政权领导的现代化”[20] ，是一个既利用了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市场和资本条件启动了经济现代化，取得了经济上的巨大发展，同时又被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所主宰，加深了经济殖民地化和对欧美发达国家依附性的进程。

波菲利奥主义现代化的上述特点决定了这种现代化必然是反人民的和反民族的，它必然存在两个无法解决的矛盾，这就是广大农民同大庄园主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墨西哥民族同资本主义列强的民族矛盾。随着这种现代化模式的僵化和越来越走向极端，这两个矛盾一天天激化起来：印第安人举行了捍卫自己的土地，反对军队镇压的英勇起义；富有阶层在马德罗家族领导下掀起了反对外国资本的斗争。另外，由于实行“飞地”现代化模式，墨西哥经济也是脆弱的。首先，实行面向国外市场的方针意味着墨西哥的工业不能不遭遇国外的竞争；其次，在“飞地”经济条件下，其所需资本的储蓄和积累，基本上都在外国人手里，随时都有返回外国的可能；再次，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换条件一天天恶化，墨西哥所需外国工业品的进口价格增长了51％，而墨西哥的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却只增长了28％[21]。 由于这些不利条件，波菲里奥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经济尽管一度出现繁荣，但到20世纪初终于走向衰落，并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到1905年以后，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混乱已经笼罩整个墨西哥，各种矛盾都一起激化起来，革命的形势终于成熟。随着1910年革命爆发，波菲里奥主义现代化进程也就中断了。

三、墨西哥的第二次现代化浪潮

1、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背景

墨西哥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兴起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兴起的背景也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是国际局势的变化。从1910年墨西哥爆发反迪亚斯独裁统治武装起义开始，世界历史连续发生了几次大的世界性灾变，先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接着是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最后是持续时间之长和规模之大都史无前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世纪下半期兴起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因此而中断，墨西哥的依附性现代化进程陷于长期的危机，不能不找寻新的出路。另外，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由新兴独立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新兴独立国家建立后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寻求一种适当的发展战略来解决自己国家的现代化问题。

其次是意识形态的变化。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思想潮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们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失望，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应运而生，全球都在发生从世界主义的自由放任经济体制到民族主义的经济管理体制的转变。苏联的成功的计划经济成了令人信服的榜样。1933年3月上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宣布实行反危机的所谓“新政”，利用国家权力，强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抑制了它的一些自发性，增加了一些计划性和组织性。在这样一种世界潮流的推动下，在新的发展模式的影响下，墨西哥新的一代革命者对自由主义理论产生了怀疑。到1930年以后，改良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政治思想开始占上风。1933年土改派卡德纳斯被国民革命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力量对比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卡德纳斯的施政纲领明确提出了革命民族主义的、国家主导型的、自主的工业化－现代化战略。到40年代末，拉美经委会在普雷维什领导下又提出了著名的发展主义理论和一系列关于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政策建议，在拉美逐步形成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拉美结构主义学派，墨西哥的革命民族主义的、国家主导型的自主的工业化－现代化思想进一步得到国际的支持和广泛的传播。

最后是政治秩序的变化，墨西哥创造性地建立起了一种由官方党领导的民众主义的政治秩序。为了在工业化进程中充分发挥国家的作用，国家政权必须是强有力的、有权威的。在墨西哥革命爆发后的最初十几年中，由于地方考迪罗势力的重崛起，墨西哥曾再度陷入军阀混战的政治危机之中，摆在墨西哥革命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彻底摧毁考迪罗主义政治传统，实现政治现代化，为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为此，墨西哥著名总统卡德纳斯曾依靠工农革命力量，在墨西哥进行了渗入的政治改革，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与自主型的经济现代化模式相适应的政治模式。这个模式可以概括为两个重要的政治制度，一个是制度化的强有力的总统制，一个是职团主义结构的官方党一党民主制。制度化的、权力集中的总统制有三个突出的优点：第一，总统是通过全民选举产生的，其统治权具有民主的合法性；第二，每届总统的任期只能是6年，不得连选连任，避免了像迪亚斯那样的长期个人独裁制度的复活。第三，每次的总统换届选举都是一次高级人才的轮换，都是一次思想、观点的更新，有利于防止思想的僵化。职团主义结构的执政党的建立，是墨西哥政治的一大创造。按加里·温尼亚（Gary Wynia）的解释，职团主义“反对公开竞争和政府中立观念，主张由政府做出有意识的努力，以组织和协调公私部门之间的关系。政府承担领导社会的责任，私人经济组织和社会集团则成为政府进行这一工作的工具。各利益集团不是互相竞争，以影响政府官员，而是直接以官员的名义同官员打交道。”[22] 具体说就是，政府有意识地将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公务人员都动员起来，组织为一些职团机构，如墨西哥劳工联合会、全国农民联合会、全国人民组织联合会等，作为唯一合法的利益集团，吸收进官方党，分别构成官方党的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来代表它们所属各行业部门的利益；同时又通过官方党的这三个部，使这些利益集团服从国家的控制。这个制度一方面让所有这些民众集团有更多的参政机会，有更多的机会进入政府部门，另一方面又使这些民众集团不得不牺牲自己集团的政治独立性，服从政府的领导。不仅如此，这个制度还给各反对党创造了活动的空间，承认政权的合法性应该有一个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因此每6年官方党总统候选人都有一次巡游全国的竞选活动。墨西哥革命所创造的这个新的、有权威的民众主义政治体制，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各主要生产要素（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一个由国家调节和仲裁各生产要素之间关系的独特的政治模式。这一模式的成功是此后几十年墨西哥之所以能始终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最重要的原因，保证了墨西哥新的现代化战略的贯彻执行。

2、第二次现代化浪潮：墨西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

上述国际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为墨西哥新的自主型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准备好了条件，使得墨西哥在官方党的领导下，一步步完成了发展战略的转变。首先是1917年宪法的颁布。这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最进步的一部宪法。该宪法肯定了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支配权、国家主权、农民的土地权、人民大众的社会权利等权利以及所有制服从社会利益、国家关系一律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明确指出了国家自主发展的目标，为墨西哥现代化模式的转换准备了法律依据。其次是在革命党内部统一了思想。当时尽管已经有了一部进步的宪法，但革命领导集团内部在如何发展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问题上还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以奥夫雷贡为首的革命民族主义派明确提出要改变“墨西哥所世世代代忍受的那种必须进口自己本可以大量生产的许多消费品的进贡者地位”[23]的目标，实际上就是要实行 “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但是，当时掌握实权的卡列斯一派则主张建立一个以出口农业为基础的所谓“农业繁荣”的墨西哥，从不认真考虑国家工业化计划。两派的斗争很尖锐。直到卡德纳斯执政后，全党才在墨西哥革命民族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统一了思想。再次是卡德纳斯政府旨在建立新的现代化模式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有三：（1）在农村重新发动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铲除半封建的大地产制度，基本完成了农村土地所有制结构和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造，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开辟了在农村和城市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2）实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同旧的飞地经济体制彻底决裂，以减少国家对外国市场的依赖[24] ，为此，政府对全国铁路系统、外国石油公司都实行了国有化；同时创立“全国金融公司”“全国公共工程银行”“全国外贸银行”“全国糖业银行”和“棉花补贴银行”等国家金融机构，负责领导国家经济的发展，并开始保险业的墨西哥化；（3）实行国家积极有效地干预经济的政策，由国家发挥工业化领导者、投资者和保护者的作用。一方面反对外国的垄断和控制，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促进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并把这个阶级看成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关键因素，由国家来充当这个阶级的“保护盾牌”[25]，另一方面又引进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实行国家投资，充当国家企业家，以加速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刺激社会的有效需求。在卡德纳斯执政的6年中，新办的企业由6916家增加到13510家；制造业所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3.7%上升到24.2% [26]；需要进口的消费品已从1929年的35%下降到1939年的22%。总之，自1910年革命开始后，墨西哥人民用持续３０年之久的革命与改革，由自发到自觉，逐步打破了迪亚斯统治时期的初级产品出口飞地现代化模式，完成了从波菲里奥主义依附性现代化模式到卡德纳斯主义自主性现代化模式的转换。卡德纳斯改革的成功标志着革命民族主义自主现代化战略的开始，它奠定了墨西哥工业起飞的条件和往后近半个世纪自主现代化航船破浪前进的基础。

1940年卡德纳斯总统离任之后，阿维拉·卡马乔继任墨西哥总统。他是1910年墨西哥革命以来第一个宣布“革命时代”结束，“经济发展时代”开始的总统[27]，他的上台，标志着墨西哥自觉性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的开始。在此后的40年中，墨西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大致经历了工业革命起飞、进口替代工业化稳定发展和进口替代工业化危机三个阶段。

1940年至1950年是进口替代工业化起飞阶段。由于长期以来关于农业主义与工业主义之争，终于以“工业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而告终[28]，墨西哥人民在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问题上，达到了思想上的高度统一，墨西哥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相信：“凡有利于工业的，就有利于国家；没有工业化，墨西哥就要永远受外国经济变化的摆布”[29]。所以，从1940年卡马乔任总统开始，一场举国一致的工业化运动蓬勃兴起。这是一个主要发展非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阶段，墨西哥的纺织、粮食加工、化学、啤酒、水泥、钢铁等工业都发展很快，人均收入从1940年的325比索增加到1946年的838比索[30]。阿莱曼总统1946年执政后，在拉美经委会发展主义理论和政策建议的影响下，进一步高举工业化旗帜，在墨西哥历史上第一次制订了经济发展计划，公开提出要实现“进口替代”的目标。政府的所有政策都以工业为优先，尽量支持和照顾工业家的要求，如实行低税、免税、优惠贷款等措施，以扶植新生的工业企业；由国家举办基础设施，为工业企业提供廉价的能源和服务；实行劳工低工资制，限制工会组织的活动范围；限制土地分配，保护农牧业不受损害等等。为了对付外国的竞争，阿莱曼政府实行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甚至敢于在1945年的查普尔特佩克外长会议上顶住西方贸易自由化的压力，拒不拆除其贸易保护主义屏障。由于国家的保护和国家的直接投资，墨西哥的工业增长很快，制造业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8.2%。因此，这个“非耐用消费品进口替代阶段”，亦称“加速工业化阶段”或“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轻松阶段”[31]。

1954年至1970年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稳定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美国侵朝战争结束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过去从战争得到好处的墨西哥经济状况也因此陷入困境。为此，柯尔蒂内斯政府决定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实行“稳定发展计划”，即放弃过去的“贬值——通胀增长模式”，实行固定汇率的“稳定增长模式”[32]，但仍坚持自主发展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不变，并把上一阶段的非耐用消费品进口替代推进到中间产品和部分资本货的进口替代阶段。在这个阶段，政府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减免税收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电力、铁路、石油）和公共服务低收费政策，大力促进私人经济部门的国内储蓄，并通过税收政策奖励其利润的再投资；另一方面又加大国家的投资力度，将电力工业、硫磺工业和各石油公司都实行了国有化，而且还分别于1962年和1966年开始实施雄心勃勃的“汽车工业一体化计划”和“国家北部边境工业化计划”。与此同时，国家的工业保护措施也加强了。由于实行了上述工业化政策，墨西哥经济取得了为时10余年的稳定高速增长的突出成就，年均增长率达到7.1%，其中工业部门的年均增长率达到8.6%。被誉为“墨西哥奇迹”。

1970年至1982年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危机阶段。60年代末，墨西哥经济开始出现危机：墨西哥城爆发了大规模反对社会不公正的学生运动；制造业增长率下降了三分之一；农业增长率几乎下降了一半。为了克服经济政治危机，1970年开始执政的埃切维里亚政府决定进行改革，实行新的“共享发展”战略，结束此前那个不考虑社会利益的“稳定发展”阶段。但是，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尼克松政府宣布实行新的对外经济政策，宣布美元大幅度贬值，中止美元兑换黄金，对外国进口商品一律征收10%的附加税，国际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墨西哥的经济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急剧衰退。面对不利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日益严重的国内社会冲突，埃切维里亚不得不同时在国内和国际两条战线上作战。在国内，再次强调分配土地，对个人所得税实行累进税率；增加公共投资，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在国际上大力开展外交活动，为建立公正而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反对运用经济手段去削弱别国的政治主权，反对跨国公司干涉各国内部事务，废除有损于非工业国家出口的贸易政策。但是，他的所有这些改革措施都遭到国内外私人企业集团的激烈反对和美国政府的干涉。虽然成倍增长的公共投资保持了可观的经济发展速度，使1970年至197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7％，但同时也使政府的财政赤字急剧上升，6年间增长了近8倍。而此时期墨西哥的对外贸易不但不能创汇，反而带来日益严重的逆差，贸易赤字以每年27%的增长率逐年增长[33]。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大量吸收外资和举借外债，公共外债从1970年的32亿美元猛增至1976年的196亿美元，通货膨胀率从1972年的5.6%猛增至20%以上。在农村，由于改革失败，农业更加衰落，1975年以后，竟然每年要进口粮食750多万吨。到埃切维里亚执政末期，墨西哥经济已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

3、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衰变和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结束

1976年波蒂略就任总统后，由于墨西哥发现了新的大规模石油资源[34]，墨西哥靠着石油出口的支持得以暂时走出危机，并提出了一个以石油工业为基础，促进整个工业发展，特别是要促进资本货和中间产品“进口替代”、全面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计划。在波蒂略高速增长战略的推动下，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创历史记录的7.4%，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几乎增加了1倍。享受医疗服务的人数由1977年占居民的60%上升到85%[35]。但是，这种高速度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筑在单一石油出口的经济基础上的。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建筑在单一石油出口的基础上，实际上是又回到了单一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其结果是给墨西哥经济带来一系列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和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庞大的石油工业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需要发展的其他重点项目，都需要越来越多的进口资本货和进口原材料。结果，从1976年到1981年，墨西哥几乎所有各类商品的进口率都提高了[36]，甚至连消费品的进口率也从5.6%上升到了12.3%；墨西哥的工业化不但不能解决进口替代问题，反而越来越多地要依赖进口；墨西哥实行了30年之久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到波蒂略时期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已衰变成了逆进口替代工业化进程。这种变化的一个必然的后果，就是令人惊愕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据统计，贸易赤字从1978年的23亿美元增至1981年的56亿美元[37]；政府的财政赤字增加到1982年的16610亿比索，高出于1976年财政赤字25倍还多。 面对严重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墨西哥政府的唯一选择就是举借外债。外国银行家因为着魔于墨西哥的石油财富，当时都乐于借款给墨西哥。结果，墨西哥的外债急剧上升，从1978年的300亿美元上升至1982年的800多亿美元。年通货膨胀率也从70年代中期的20%上升至1982年的100%。80年代以前因为有战略商品石油的丰厚收益作担保，尽管情况严重，墨西哥的高速增长仍勉强可以维持。但是到1979年，国际经济斗争的形势发生了逆转。这一年美国突然改变金融政策，发生了所谓“沃尔克休克”事件，国际贷款利率急剧上升，几个月之内，年利超过11%，到1980年中，更上升到创纪录的18％。为挽救局势，波蒂略政府曾发起筹备“南－北首脑会议”，想通过南北对话，推动国际新经济秩序的建立，解决燃眉之急的经济困难。但是，墨西哥的要求被美国拒绝了。美国根本不是要什么“新经济秩序”，而是要“致力于以自由企业推动国际发展”[38] 。不仅如此，到1981年，世界石油市场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一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一下子就跌了12%，仅1981年一年，墨西哥就损失六、七十亿美元。第二年，墨西哥的石油收入又从270亿美元降至140亿美元。再加上当时国际银行利率的上涨，墨西哥的外汇储备已剧减到危险线以下，没有办法支付当年到期的债务本息268亿美元，不得不在1982年8月宣布暂停偿还外债，无限期关闭外汇市场，从而爆发了墨西哥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债务危机。

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运动的推动下，墨西哥经过40年自主现代化进程，曾经实现了以“墨西哥奇迹”著称的经济高速发展，使墨西哥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工业生产总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40年的25.1%上升到1979年的38.5%；农业生产总值相应由19.4%下降到9.0%[39]；墨西哥已从一个农矿业国家转变成一个中等程度的工业化国家，成了拉丁美洲第一位的石油生产和出口国，第二位的制造业生产国，并实现了经济的多样化，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生产体系，技术自主程度和满足大多数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能力，也都有所提高。但是，这个曾经使墨西哥人感到无比骄傲的现代化进程却被严重的债务危机所打断了。债务危机爆发后，墨西哥经济的年增长率直线下降，从1981年的7.9%下降到1982年的－0.5%，1983年，更下降到－5.3%；墨西哥的工业化，正如雷内·比利亚雷亚尔所说，仍然是一种“未完成的工业化”。

四、墨西哥的第三次现代化浪潮

1、墨西哥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背景

墨西哥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兴起的背景我看还是国际形势、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在政治形势方面主要有两大变化，一是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争霸的世界政治格局以美国的“胜利”而告终。两极格局结束后，美苏争夺拉美、在拉美相互对峙的“冷战”局面也随之结束，拉美又回到了过去“两个美洲”的、美国独霸的时代：原来利用东西方对峙局面来谋求自己独立发展的国家由于丧失了在“冷战”中的战略地位而不得不与强大的美国直接对阵，使得像墨西哥、阿根廷这样拉美大国也不得不向美国靠拢，从原来的第三世界主义外交政策转变为所谓“外围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二是世界经济潮流的变化，新的全球化浪潮的兴起。这是同20世纪上半期的情况完全不同的。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始出现市场萎缩、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下降的现象，20世纪初期开始实行的、曾经给美国带来经济稳定增长和资本持续积累的“福特制度”，因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已经给美国企业带来了严重的利润危机，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已明显落后于日本、德国等复兴发达国家。为了克服利润危机和提高竞争力，美国企业家成立了许多跨国公司，开始把车间或工厂迁往美国南方较少工会组织的地方，或迁往劳动力不值钱的第三世界国家，以节省能源开支、原料开支和人力开支，降低生产成本，恢复和提高利润率。这是一种经济全球化的生产改组。这样的一种生产改组必然要求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制度，必然要求摧毁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一直实行的、强烈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所以，从这时候开始，美国统治集团就开始积极反对经济民族主义，反对国际贸易壁垒，鼓吹和推行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贸易制度，以为美国经济的全球化开辟道路。与此同时，为了摆脱70年代初期开始的能源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在战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以劳动机械化（机器人）、自动机械微电子程序化、生物工程化（生物技术）以及信息技术、新能源（人工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和运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由于新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新的信息技术革命，生产力的社会化性质达到了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经济的全球化奠定了强有力的科学技术基础。因此，70年代以来，生产的国际化和经济的全球化已成了一种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墨西哥是美国的邻国，在美国的这种咄咄逼人的经济全球化攻势面前，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墨西哥。据一些研究报告透露，70年代初期，墨西哥就已经有多国跨国公司的子公司106家[40]， 客户工业数百家。到70年代中期，美国各跨国公司已控制着拉美生产总值的14%、工业生产的1/3和工业生产总值的35%[41]，而在这些跨国公司所获利润总额中,88.2%都来自拉美[42]。在这种形势下，墨西哥要想坚持原来的自我保护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显然是很难的。

意识形态方面的最大变化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压倒了拉美的发展主义思想。30年代以来，拉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拉美经委会的发展主义思想。但是到80年代，在西方新自由主义运动的攻势下，形势发生了变化，美洲大陆卷起了一股来势凶猛的新自由主义的潮流。为此，发展中国家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围绕发展问题在国际思想界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无论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都称这场论战为发展理论上和发展实践上的一场“反革命”[43]。这里所说的“反革命”，是针对凯恩斯的经济学“革命”的，但实际上是对南方争取实现“国际经济新秩序”斗争的反击，目的是为了保护现行的国际秩序。这股“反革命”思潮的特点是反对关于发展问题的结构主义理论，反对运用经济计划来解决发展问题；认为只有实行市场自由化，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限制到最低限度，发展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股思潮的支持者认定，第三世界作为地理的和经济的现实是不存在的，它只不过是一种心理的和政治的创作。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发起了对拉美经典发展观的全面的攻击，到80年代，他们的攻势达到了高潮；一方面由于拉美经典发展观的代表人物对拉美80年代的危机尚未找到科学的解释，另一方面由于东西方对峙的冷战格局急剧地朝着有利于西方的方向发展，拉美经典发展观在论战中几乎是一败涂地。“反革命”思潮的一位代表人物甚至还狂妄地要取消发展经济学[44]。

在政治方面，墨西哥的一党制民众主义政治体制已开始走向衰落。经过30年工业化－现代化的努力，墨西哥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中间阶级迅速壮大，到80年代初差不多已占人口的1/3。由于中等阶级的壮大，独立的公民组织陆续出现。这些组织不再寻求政府的庇护，政治上的民主开放程度有所提高，政治文化变得越来越富有参与精神，特别是在落后的农村地区，自从实行埃切维里亚的“村社社会化”政策之后，有些地区开始建立起取名为“团结合作”的地方合作网络，以从未有过的努力，推动山区的发展。一种不同于

传统政治社会的现代“公民社会”已开始在墨西哥形成[45]。与此同时，在西方债权国俱乐部的压力下，墨西哥开始了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向以偿付外债为目的的新自由主义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过渡的结构改革进程，而这一进程对政治的要求是同现行的政治模式相矛盾的，再加上美国政治自由化的压力，原来经过巨大努力而制度化的墨西哥政治关系开始陷入一种“非制度化”的过程：由于私有化和“客户化”造成无数工人失业，工会失去了原来与政府谈判，妥善维护工人利益的功能，官方党的工人部陷入了“非制度化”的进程；600万个以农为生的家庭由于政府的土地关系自由化改革而丧失土地之后，官方党中的农民部丧失了代表农民利益的功能而陷入了解体的进程；由于中产阶级的处境日益恶化，官方党的人民部丧失了原来的利益代表功能，也日益陷入非制度化；原来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的天主教，现在也在自由主义的旗号下加强了同私人企业主集团的联系，日渐政治化。美国的政治干预现在也比任何时候都加强了，甚至公开表示要“帮助维持一个温和的、民主的、市场导向的墨西哥”，绝对不允许墨西哥再回到过去民族主义的立场。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创造了60多年政治稳定奇迹的政治制度开始陷入动摇。继80年代连续发生几起高层重大腐败事件之后，又在1994年初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恰帕斯农民起义和总统候选人、官方党总书记连遭暗杀的事件，革命制度党在总统大选中的情况一年不如一年，最后竟然在连续执政71年之后于2000年丧失政权。

2、第三次现代化浪潮：墨西哥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在上述不利的国内外条件下，墨西哥的现代化不得不从原来的国家主导的自主现代化道路转到中心国家所要求的新自由主义的道路上。这是墨西哥现代化道路的又一次大转折。早在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后，德拉马德里政府（1982～1988）即着手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如缩减政府开支、大大减少进口、增加税收、实行比索贬值、增加出口、消减对基本食品供应的补贴、消减保健和教育服务等。在德拉马德里执政期间，数百家被认为无利可图的国有企业，不是被卖给私人，就是被关闭。德拉马德里也强调现代化，但他的现代化就是指结构改革，认为结构改革战略就是实现工业现代化的手段，因为只有进行结构改革，提高附加值产品在外贸出口中的比重，使之高于原料和石油出口所占的比重，国外生产革新和新技术的引进才能在本国工业中建立其有效的连接，从而克服墨西哥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没有解决的工业内部的瓶颈问题，提高本国工业产品的竞争力。所以，德拉马德里政府制定了一个以恢复经济为发展战略的轴心、以生产机构和分配机构现代化的目标的《生产企业和就业保护计划》[46] 。但是，效果并不好，经济情况更加恶化。针对这种情况，1988年当选墨西哥总统的萨利纳斯更加高举现代化的旗帜，提出了一个庞大的“全国经济、政治现代化计划”，并在现代化的旗帜下，按照“华盛顿共识” [47] 的要求，进行了休克式的宏观经济的自由主义改革，被称作墨西哥的所谓“第三次现代化浪潮” [48]。

在第三次现代化浪潮中，萨利纳斯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的改革：（1）村社土地私有化改革。萨利纳斯把墨西哥的村社土地制度视为经济自由化的最大障碍。1989年末，他出人意外地任命历来以否定村社制度而闻名的汉克·冈萨莱斯为农业部长。接着，萨利纳斯颁布《1990－1994年全国农村现代化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宗旨是推动村社同私人部门的联合。1992年更主持宪法改革，修改了有名的宪法第27条，颁布了新的《土地法》，废除有关土地分配的条文，终止土地分配，允许占全国农民60％的村社社员抵押、租赁和买卖土地，使萨利纳斯所主张的所谓的“土地出租和合作商业冒险制度”[49] 得以合法化。新《土地法》还规定，一个村社只要有66％的社员同意，就可以转让其土地所有权；新的所有者在得到村社的土地之后，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土地。这次宪法改革的目的实际上就是要实行村社土地的私有化，这是墨西哥统治阶级“朝着消灭革命所建立的社会所有权的决定性的一步” [50]。（2）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这是萨利纳斯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核心政策，而且主要是借助外国资本来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墨西哥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开始于1983年，1988年萨利纳斯执政后则进一步加以深化和强化。墨西哥原有国营企业1155个，经过私有化，加上关闭、合并和停产者，到1994年，除墨西哥石油公司、联邦电力委员会、国家铁路总局、电报总局、水电及煤气公司、国家货币印刷所、墨西哥银行等１１家企业继续由国家控制外，其余的大型国有企业都已拍卖，国有企业的总数从1982年的1155家减少至1993年末的210家。私有化不仅是要提高私有部门在经济中的作用，而且也是萨利纳斯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在1989年至1993年间，私有化收入累计高达237亿美元[51]。（3）贸易自由化改革。这是萨利纳斯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另一项关键性政策。在债务危机的重压下，墨西哥无论在资金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不得不全面调整外贸政策。到1987年，墨西哥的平均关税率已从1985年的28%降至1992年的12.5%。墨西哥贸易自由化进程的顶峰是美、加、墨三国“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该协定自1991年6月12日三国正式举行部长级谈判，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磋商，于1992年10月7日签字。第二年9月，三国又分别就主权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和劳工权利问题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补充协定。1993年11月24日三国国会分别完成了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批准手续。1994年1月，该协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最终目标是实行三国之间的零关税自由贸易制度。（4）实行金融开放政策。这是萨利纳斯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又一项关键性政策。80年代以前，根据1972年《投资法》，国家有权自由决定在哪些企业国家必须保持51%的所有权。萨利纳斯执政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的法令，开放投资禁区，允许外资股份最高可达100%。1993年12月的法令甚至更进一步扩大了外资在墨西哥的活动范围，除了13个专属国家投资领域和6个专属墨西哥人投资领域之外，再没有别的任何限制。外国资本的自由流通成了新出口导向工业化的主要资金来源。在萨利纳斯执政的头5年，流入墨西哥的外国资本即多达340亿美元[52] 。（5）政治现代化改革。为了推进改革，萨利纳斯不得不进行所谓政治现代化的改革。但是，萨利纳斯的政治现代化，并不是要改革墨西哥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而是要对原有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进行所谓现代化，其办法就是以新的职团主义结构去取代旧的职团主义结构。旧的职团主义结构是建筑在革命制度党内部工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这三个职团组织系统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利、权交换结构。现在，这三个职团组织系统既然已陷入解体之中，萨利纳斯就把它们抛在一边，想从公民社会中另找新的基础，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能继续维持革命制度党统治的新的职团主义结构。这新的基础就是萨利纳斯从执政伊始就提出的所谓“全国团结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想通过增加社会支出，解决城乡4000多万人的贫困问题。任何人，只要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团结委员会”，就可以直接从政府的城乡工程部门（如生产、道路建筑、教育、自来水、保健、电力等部门）获得资金（免息贷款）。从1989年到1994年，“全国团结计划”已经组织起了15万个团结委员会。过去那种政府与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全国农民联合会等职团组织之间的关系，就被现在的政府与公民社会中大量“团结委员会”之间的直接联系所取代；一种建立在民众社团组织基础上的职团主义形式便改造成了一种新的建立在“全国团结计划”基础上的政治关系形式。组织形式虽然改变了，但利权关系仍然相似，仍然是通过对经济利益的控制，确保这些团结委员会对官方党－国家的忠诚。所谓“政治现代化”只不过是“威权主义的现代化” [53]。（6）“民族主义现代化”改革。这是萨利纳斯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出口导向现代化战略而在外交方面进行的一项重要改革。萨利纳斯提出了所谓要对“民族主义“进行“现代化改革”，要实行所谓“新民族主义”的任务。在德拉马德里时期（1982～1988），墨西哥虽然已经沿着新自由主义的出口导向的经济轨道进行了一些经济改革，但外交上仍坚持传统的第三世界主义政策，认为墨西哥的历史遭遇、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都使墨西哥“成了发展中国家总体的一部分”，表示“真诚地希望密切同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联系”，“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努力，并把这种合作理解为一种争取经济自主的基本的机制，一种提高其在多边论坛中地位的手段，以及一种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采取的诸行动的不可替代的补充措施” [54]。但是，萨利纳斯执政之后，则完全改变了这种政策，采取了与美国“特殊接近”，想“与美国实现一体化”的政策，其最重要的步骤就是退出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而加入了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55] 。为了给他的这项改革以理论的支持，萨利纳斯提出了一种叫做“新民族主义”的理论，并把它作为墨西哥“新一代领导人”内政外交的基石。该理论认为，当今世界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民族主义已很难用过去的字眼来解释”，必须实现“民族主义的现代化”，从过去的旧民族主义过渡到“新民族主义”。“新民族主义”的最主要的原则就是在国际关系中要避免对抗，摒弃墨西哥历来所坚持的针锋相对反对霸权的政策，提倡通过对话来“捍卫主权与民族国家”，认为“在当今单极形势下，对抗对主权来说是无谓的冒险” [56]。

从以上萨利纳斯的现代化主张可以清楚地看出，萨利纳斯的所谓现代化道路实际上就是“新自由主义”＋“社会团结计划”的道路，实际上就是新自由主义的道路。萨利纳斯不喜欢“新自由主义”这块招牌，而是将自己的政治哲学称作为“社会自由主义”。按他的解释，“社会”是目的，“自由主义”是�